在天津“五大道”的西部，有一片传统与现代建筑兼容的小区。这里一改“五大道”西式单体洋房的式样，而采用新颖又实用、起居方便又相互独立的中低层单元结构造型，很有前卫意识。这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改善天津高级建筑设计师的居住条件而建设的民居。在这里住有一位资深的爱国台胞——廖灿辉先生。1 廖灿辉（1923—1996），祖籍台湾南投县。家有兄弟三人，是为长子。廖先生的家境虽属一般，却自幼聪慧好学，成绩优秀。因此，身寄家中老人的殷切希望。十五岁时，廖灿辉先生只身一人轻装简行，手提行李箱，东渡日本走上求学之路。先在东京都的港湾局，后在横滨暖气设计事务所勤工俭学。1952年，于横滨关东学院工学部建筑系研究生毕业。时值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内建设急需人才。一批莘莘学子纷纷回归家乡报效祖国。当时，廖灿辉已与同在关东学院修业的日籍女子廖美照完婚，并育有一子一女。面对母校挽留任教和回台任职的高薪待遇，廖灿辉毅然选择响应祖国的召唤，携妻儿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在明媚的阳光与凉爽的秋风中，廖灿辉一家从横滨舞鹤港踏上了回国的轮途。此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要回家啦！”言语里充满了心中对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的期待。2 回到祖国，廖灿辉先生在天津建筑设计院任建筑工程师。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城乡建设如火如荼的景象，他深感这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用武之地。激情与责任让他埋头于事业之中：白天在设计院画图、审图、开会，晚上回家抓紧查资料，熟悉国内的《建筑标准》和各种《规范》。还要补习“普通话”。因为长年的留学生活加之原籍台岛的方言，使他在工作交流时经常遇到麻烦：夹杂着闽南腔的普通话北方人听不懂，时而脱口而出的日语单词更让人不解何意。于是在科室里和工地上，经常闹出别人听不懂自己又说不清楚的笑话。所以，他决心利用业余时间加快学习普通线年，为了准备“十年大庆”，国家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专家和能工巧匠汇集北京，参加“十大建筑”的工程建设。廖灿辉先生也在选调之列并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和北京火车站的规划设计。这期间他与所有参建者一样，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家。多年以后，每当到北京出差或出席“两会”坐在人民大会堂时，他都为当年自己参加建设的“十大建筑”而欣慰与自豪。六十年代初期，廖先生已经担任了市建筑工程局的领导工作。但随之而来的“风暴”，让“走资派”、“特务”成为一顶随便什么时间都能给人戴在头上的“桂冠”。廖先生也没有躲过一劫，来自台湾和日本的背景以及领导干部的官衔其敏感度可想而知，皮肉之苦也在所难逃。与众多的华侨、台胞一样，他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只是比别的“走资派”又多了一项“间谍”帽子。因此，他遭受了没办法想象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一直秉持“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信条。“我从来就没动摇过回国参加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念……”。甚至在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艰苦时期，还发挥自己的专长与大家在荒郊野地里建起了校舍，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工程力学知识设计出节省木材的“拱型门窗”。这一设计为干校初创时期节省了大量建设经费和装置材料。身处逆境的廖先生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受到大家的赞许。1973年，还处在“动乱”之中的廖灿辉先生，临危受命参加国家大型重点项目——“天津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建设，并担任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是一项列入国家发展的策略的大型会战工程，要在天津沿海的荒滩上平地而起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化学工业城”。石油化学工程在我国属新兴的工业门类，作为长期在地方从事建筑工程的技术人员，他缺少对石油化学工业的了解，更没有直接参与过石化工程建设。现在为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他不仅要从头学起，还要将石油化学工程与自己的土木工程专业相结合加以应用。面对挑战，廖先生没有退缩，而是发挥自己学有所长的优势，不惜放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走访有经验的朋友和同事，到处寻找石油化学工业方面的书籍资料，夜以继日地自学补课、深入研究。以致在他家里和办公室的桌子、地上、床上到处堆满了图纸、外文资料和专业书籍，以便可以每时每刻反复地阅读研究。“石化总厂”项目是建在渤海边软基滩涂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工业建筑的软基处理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在当时社会环境还不稳定的条件下又处于“三边”建设状态的最大难题，是“既无完善的设计图纸、又无成熟的施工队伍”。有的却是“保证按时投产”的政治要求。面对现实，廖灿辉先生作为负责技术工作的副总指挥，既要保证工程质量还要保证按期完成建设任务，这对他和他的团队是一项艰难又严峻的考验。为此，他废寝忘食地精心安排建设、设计和施工三方面的现场组织工作。科学协调各参建单位的人力和物力，大胆使用先进的现代技术方法平衡工程建设的整体进度，确保按时投产。在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努力下，终于克服各种各样很难来想象的困难，圆满地完成建设任务并受到表彰。为特殊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低调”与“讲原则”向来是廖灿辉先生的生活准则。五六十年代，干部子女进入市属重点学校读书是普遍现象。而廖灿辉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进入重点中小学。在普通中学里，家长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也是同学们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然而在天津三十四中学，竟没有人知道廖东星的父亲是建工局长。直到“文革”中大字报上街的时候，才有同学发现原来廖东星的父亲是“高干”。可见廖灿辉对子女教育的低调程度。廖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虽身居地方和侨界的要职，却从不徇私情，做违背原则的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大批青年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作为日籍子女（廖夫人是日本人）和华侨眷属，本来能够获得应有的政策照顾。但是他仍然叮嘱孩子“不要搞特殊，要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做对祖国有用的人”。1968年，长子廖东星、长女廖继英先后到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落户。出发时，他还亲自到车站为孩子送行。1972年，他的次子次女先后按照政策留城参加工作。但是他们所在单位不仅离家远而且条件艰苦，于是孩子们希望父亲能帮助安排个比较理想的单位。但廖先生却说：“服从分配，不要搞特殊化。”他说：“我们台胞只有为祖国实现统一贡献力量的义务，没有一点搞特殊化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许多党员干部要原则很多。1978年，廖灿辉先生再次担任天津市建工局领导工作并主持“天津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筹建工作。1979年“台盟”成立，他被选为第一届天津市台盟的主任委员并连任五届，为市台盟的创建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还长期担任台盟中央的常委，为全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为年轻时远离祖国的经历和目睹故乡台湾沦陷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艰辛，廖灿辉先生深感：“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的真谛。他说。“有了新中国才有了海外游子真正的归宿。国家强盛了，人民才能扬眉吐气”，赤子之心跃然胸间。4 在先生回国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对待同事谦虚谨慎，光明磊落，身居高位，平易近人。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注重团结派和各界人士。特别是他主持的台胞和侨胞工作，受到了界内人士的普遍拥护和爱戴。多年来，廖灿辉先生历任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中国侨联常委和第二至五届中国侨联副主席；第二届台盟理事和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天津市第一至十二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常委及第六至九届副主席等多项领导职务和侨联、台联等社会职务。身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天津和全国的统战工作作出特殊贡献。尤其在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廖先生十分注重基层的社会工作，经常深入厂矿企业考察调研。1990年，为发挥中央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曾经专门到天津的电力企业走访，倾听企业的意见和要求，对中央企业在地方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处理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身为民主人士的地方领导干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96年6月10日，廖灿辉先生因病不幸逝世。廖灿辉先生为国家统一大业和天津各项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永远铭记在天津人民的心里。